人物简介

  汤德林，男，1982年11月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比利时联合商学院，经济管理硕士。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第十四届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委员。杨浦区工商联副主席。荣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某导弹旅基地三等功，获2012—2013年度上海市优秀农民工、第八届至正杯上海科技企业家创新奖等荣誉。入选科技部2013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杨浦区第九批拔尖人才（经营管理类）。

  2000年12月，一个年轻人走进军营服役，他刻苦钻研，用VB语言开发出一套人员车辆管理系统，荣获基地三等功。五年后，他从部队转业到温州一家医院，当了眼科设备维修工。他自己动手，改装了一台已经老化的眼底照相机，这台“改装机”为他赚了大概两万元。从那以后，他从医院辞职，正式开始创业。

  这个年轻人就是汤德林，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眼光）的创始人、董事长。对创业商机的独特眼光、服役练就的雷厉风行，让汤德林带着新眼光在市场中拨云见日、稳步前行。

从第一桶金到第一笔投资

  汤德林到医院做设备维修期间，正值数码技术在国内兴起，数码相机渐渐蚕食原本属于传统胶片的江山，医院中一批价格昂贵的眼科设备也因此走近报废的边缘。这时，医学院一位教授向他分享了一个设想：如果能把眼底照相机的非数码信号转换成数码信号，稍加改装，这些昂贵的仪器说不定还能继续服役。接着，教授画图纸，汤德林负责装机，第一台“改装机”就此诞生，并顺利找到了买家，这是汤德林在眼科领域的第一单生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于是便辞职自主创业了。”汤德林说。

  辞职后，汤德林每天自己去跑市场，有时候，为了和眼科科室负责人洽谈改装项目，一等就是一整天。先前在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对医院的需求有着深入的了解：在大量运用胶片相机而非数码相机的时代，医生往往白天看病，下班后窝在暗房冲胶卷。如果改装机器，不仅医生能更早下班，医院还可节省一大笔购买新设备的费用。因此汤德林志在必得：“只要能跟医院方见上面，十之八九就可以谈成合作。”很快，温州当地几家医院的眼科设备改装市场就被打开，汤德林收获了创业后的第一桶金，创业的未来图景也逐渐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就在此时，温州遇到了“假货风波”，许多山寨厂家开始焚烧自己的产品。他担心，继续留在温州创业会让人们对产品质量产生疑虑，于是决定转向上海发展。“在上海创业是很幸福的”，2005年，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同济大学科技园注册成立，汤德林作为创始人，担任新眼光的董事长。创立之初，同济大学科技园就将新眼光评为“高科技企业”，新眼光也得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即前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第三年也可以减半缴税。

  即使优惠政策缓解了税负压力，但资金不足仍然是公司初创时困扰汤德林的一大问题。当时，新眼光的运转方式是：先做第一个客户的业务，等到第一个客户的钱款到账后，再拿这个钱采购原料去做第二个客户，如此往复，新眼光就这样坚持着度过了创业的前五年。“只能这么做，作为农村的孩子，我也不可能向家里要钱。”汤德林感叹道。

  资金链顺畅地运转起来是从2011年开始的，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基金会给了新眼光500万元的天使投资，这是汤德林创业后得到的第一笔投资支持，“大大提高了我们企业的发展速度”，回忆到此，汤德林大大地松了口气，“终于不需要再等客户的钱了”。

挂牌新三板，冲击创业板

  创业以来，汤德林心中一直有个上市的计划。新三板被他认为是企业上市的第一站，先挂牌新三板，之后再登陆创业板——一些尚未达到场内上市资质的企业往往会选择这条途径。为了挂牌新三板，汤德林先是把公司资产从100万元左右增加到750万元，购买机器设备，增加固定资产，再从个人积蓄当中拿出200万元增资，他准备了22本申报材料，准备期间，几乎每天都在熬夜。

  新眼光原本打算用三年的时间挂牌新三板，之后再等待机会登上创业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循序渐进”。然而，从2011年6月与中信建投签署保荐协议到2012年9月挂牌新三板，新眼光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那一年，全中国只有八家企业登上新三板，这让汤德林感到振奋：“整个中国那么多很牛的企业，我们居然成了八家之一，上新三板是对自己创业的一种肯定。”登上新三板对客户和企业本身来说也大有益处，“上了新三板，客户也会放心很多，不用担心过两年你就倒闭了。同时，新三板对于企业规范运作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挂牌要符合信息披露、财务管理、内部机制等规范，虽然不是上市，但也是公众公司了，员工团队也会为此感到自豪”。

  在汤德林的计划中，挂牌新三板，一是想以此作为登陆创业板的跳板，二是上新三板能够为新眼光扩大知名度——由于是扩容后首批踏入新三板的企业，各路媒体和政府部门对新眼光都关注有加。2013年，上海市政府领导在视察新眼光后支持公司扎根杨浦，直接在杨浦区特批给新眼光一栋楼作为其办公地。

  工商联也在新眼光发展全程给予了大力支持，“工商联其实就是一个创业者的俱乐部，它在我们心里其实有类似于‘娘家’的感觉”。作为上海创业者，汤德林在这里感到特别温暖。经营中遇到困难，汤德林通常会在工商联定期举办的沙龙中坦言、求教。“因为工商联里有很多六七十岁的创业者，我经营企业十六年，而他们可能已经四十年了，比我经验丰富得多。”当刚出来创业的新人感到迷茫时，汤德林又会来为他们解惑，“在这里我既是导师又是学员”。

瞄准需求，不断研发

  从改装胶片机开始，新眼光始终在新品研发上孜孜不倦地前行。

  2005年之前，医院眼科采购的眼底照相机全是胶片的，当时国内有1200台，全世界有1万台，以每台改造价格8万元计算，眼底照相机数码化改造的市场是8亿元。面对这片巨大的红利市场，汤德林却思考起可能到来的危机：“这块市场很快就会被开发完，之后我们做什么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裂隙灯，裂隙灯同样也是眼科必备的检查设备，在新眼光改造之前，国内有约12000台，全世界有约5万台，以每台改造价格3万元计算，其市场规模为约18亿元，但在汤德林看来，裂隙灯依旧是一个细碎市场，改造完毕之后，新眼光又该往哪里走？

  当时医院里医患关系矛盾逐渐升级，一个念头闯入汤德林的脑海：医疗仪器能否为改善医患关系做些努力？于是，新眼光果断锁定手术显微镜录像系统的研发，推出新产品。在医患纠纷数量逐年上升的背景下，新眼光改造了原先仅为医生一人可见的手术录像系统，使其能够把整个手术过程录下来，为医患矛盾提供了解决之道。“让好医生不再蒙冤，让庸医受到应有处罚，一旦发生医患矛盾，手术录像系统就可以成为呈堂证供。”汤德林认为这项事业有它的社会意义。

  后来，新眼光又与德国卡尔蔡司公司合作，卡尔蔡司每卖出一台手术显微镜就会配套采购一台新眼光的录像系统。国内市场规模约为2万台、全世界约为5万台。汤德林终于感到一些满足：“这套手术显微镜不仅仅眼科用得上，骨科、神经外科等六七个科室都能用上，市场非常大，虽然这种设备在国外也有，但是售价要高于我们的产品，因此我们的市场前景非常好。”

  2020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新眼光难以正常开工，即便如此，新眼光的研发仍然没有中断，研发人员都在家中照常工作。疫情期间青少年普遍上网课，汤德林敏锐地关注到网课背景下青少年视疲劳会越发严重，因此，新眼光将下一步的研发方向瞄准了青少年近视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新眼光的业务冲击不可忽视，但汤德林依然乐观：“我觉得这种影响是阶段性的，只要扛过去了，未来就会走得越来越好。”